发布时间：2022-08-21 10:36:50
“以十年信息网络发展进程为时间轴，结合东城检察院办理的网络犯罪案件类型，白皮书将网络犯罪划分为萌芽、发展、井喷三个阶段。”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北京东城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毛首佳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8月1日下午，北京东城检察院发布《网络检察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及《网络检察十大典型案例》，对10年来专业化网络检察办案成果进行总结。
数据显示，截止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10.32亿，较2020年12月增长4296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3%，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与网络空间息息相关。
网络犯罪三阶段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等网络犯罪呈多发态势，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严重污蚀网络环境。
据了解，2012年，北京东城检察院在北京市检察院的指导和批准下，设立全国首家专业化网络检察办案机构。《白皮书》显示，2012年3月至2022年3月，北京东城检察院办理各类网络犯罪案件918件1532人。
据毛首佳介绍，其中包括“9.28”特大跨国电信诈骗案、“MM”公寓特大传播淫秽物品案、某网上购物商场用户账户失窃案、全市首例利用技术手段侵入网络摄像头案、全市首例网购刷单骗保案、非法侵入某挂号系统倒号案、网络侮辱董存瑞烈士荣誉案等一批在本市乃至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白皮书》以十年信息网络发展进程为时间轴，结合北京东城检察院办理的网络犯罪案件类型，将网络犯罪划分为萌芽、发展、井喷三个阶段。
毛首佳告诉记者，在萌芽阶段，网络作为犯罪对象，以“伪基站”案件为主，夹杂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案件。在发展阶段，网络作为犯罪工具，传统犯罪网络异化，呈现出网络特征，以诈骗罪为代表的侵犯财产利益的犯罪是重灾区，侵犯金融秩序、知识产权、食药骨康蝮蛇木瓜胶囊哪里有卖的安全等法益的网络犯罪也屡见不鲜。在井喷阶段，网络成为犯罪空间，既有针对网络实施的犯罪，也有以网络作为工具的犯罪，更出现网络空间特有的犯罪类型，如依附网络空间滋生的“黑灰产”、网络空间寻衅滋事、侵害网络信息安全等。
“928”特大跨国电信诈骗案和“伪基站”案
北京东城检察院在办理的众多新型、疑难、复杂的电信网络犯罪案件中选取了十大典型案例，其中“928”专案是北京东城检察院电信网络犯罪检察部门成立以来办理的第一个由上级交办的特大跨国电信诈骗案件。
东城检察院检察官蔡东彬向《中国经营报》记者介绍，2011年吉某某等人先后前往印度尼西亚，通过电信技术手段，冒充中国司法工作人员，向中国大陆居民拨打电话，在短短十日内便诈骗48名被害人共计462万余元。该院以吉某某等十五人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最终吉某某等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至3年不等的刑罚。
“十年前我国司法机关对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经验有限，电信网络犯罪检察部门在办理该案时，提出的取证方向、搭建的证据链条、确定的分类处理意见等司法实践经验，为此后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及办案指引等，奠定了坚实基础。”蔡东彬表示。据介绍，该案获评最高法电信诈骗犯罪典型案例。
还有一起齐某、张某破坏公用电信设施案。伪基站犯罪是2013年前后新出现的一类犯罪。齐某、张某通过搭建伪基站，向用户手机群发短信，造成三千余个用户手机与正常通信网络中断两万余次。通过办理该案，检察机关形成了办理“伪基站”案件的证据采用指引和法律适用标准，为今后办理新型电信网络犯罪案件积累了宝贵的办案经验。
检察技术辅助办案，检察建议促进社会治理
白皮书介绍了北京东城检察院将检察专业技术人员编入办案组辅助办案的创新制度，这项制度的作用在吕某某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案中充分体现。据介绍，该案获评最高检“检察技术辅助办案”典型案例。
据蔡东彬介绍，吕某某利用网络平台倒卖伪造的地铁员工卡，并传授使用方法。吕某某到案后骨康蝮蛇木瓜胶囊是假药为毁灭证据，假意配合解锁手机，趁机引燃手机电池导致涉案手机被烧毁。因手机中储存了大量关键电子数据，故承办检察官决定开展自行补充侦查，依靠检察技术专家的辅助对已烧毁的手机进行反复测试和程序破解，成功提取了手机中的电子数据，进而推翻了吕某某的虚假供述，将非法获利数额从5万元增加到80余万元。
典型案例中有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某网约车平台外包客服人员王某某、邹某，利用职务便利非法获取公民网约车出行记录等信息，并通过网络出售牟利。最终，王某某等人分别获刑。“此后，检察机关根据涉案网约车平台暴露出来的管理漏洞和犯罪预防缺位现象，制发了检察建议，督促平台加强数据安全管理，我院在全面查明事实，准确适用法律的基础上，促进了社会治理。”蔡东彬介绍说。
严惩“号贩子”，非法抢号软件网络黑产和“引流”黑产
为解决群众“看病难”“挂号难”问题，医疗机构和相关部门陆续推出网上挂号服务，但部分“号贩子”闻风而动，也开始利用网络技术手段抢占号源高价倒卖，严重破坏正常医疗秩序。
典型案例中有一起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据蔡东彬介绍，高某等三人从网上订购针对北京某挂号系统的抢号软件，抢占医院号源倒卖牟利。承办检察官从软件运行逻辑等方面入手，透过现象认定高某等人利用抢号软件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本质属性。为进一步净化网上挂号医疗秩序，检察机关将抢号软件线索移送侦查机关，一举抓获了抢号软件开发者在内的多名犯罪嫌疑人，实现非法抢号软件网络黑产全链条打击。
根据最高检通报，2022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6万余人，位居刑事犯罪第3位。典型案例中有一起典型的网络“引流”黑产案件。柳某某组织多人以购买自媒体账号发布股票投资文章的方式，引导读者联系特定社交账号，为诈骗分子吸引流量，非法获利90余万元。承办检察官在捕后侦查阶段积极引导取证，构建出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利用充分的客观证据，开展释法说理和政策感化工作，促使柳某某等三人真诚认罪认罚并退赔了部分违法所得，实现了案件办理政治、法律、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该案系广告推广类帮信犯罪，特点是隐蔽性强、危害性大，且持续时间长，但此类犯罪发案率却远低于支付结算类帮信犯罪，暴露出司法机关在打击电信网络犯罪中仍存在诸多困惑、短板。”蔡东彬说。
数字经济事关国家发展大局。北京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朱雅频向记者表示，通过深化检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推进大数据赋能检察、注重发挥检察建议以类案监督促溯源治理并助推网络空间治理标本兼治系统施治等，做实以网络检察高质量发展服务网络空间治理大局的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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